主席：
正如原議案標題顯示，「完善房屋政策，解決市民住屋需要」，確實是廣大市民關心，而特區政府也有責任解決的重大社會議題。本屆政府在這方面，先後作出多方面的嘗試和努力，包括在八月公布涉及房屋及土地供應的短、中期共十項舒緩措施，即傳媒所稱的「梁十招」。
政府最近亦宣佈，因應外圍經濟環境的變化，尤其針對美國推出QE3，即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，熱錢加速向全球各地泛濫和流竄的新情況，宣布向非本地買家徵收額外15%的買家印花稅，務求加重非本地買家的置業成本，壓抑熾熱的炒風。雖然其成效有待進一步觀察，但這項特別的針對非本地買家的印花稅，相信已起到類似「港人港地」政策的作用。
不過，對於具體的「港人港地」政策，究竟包括哪些措施、是否行得通、影響的範圍有多大等，當局應慎重考慮，並盡快向市民交代。
主席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，在處理房屋政策這涉及各階層利益的重大社會議題，絕不應採取「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」的權宜之計，也不能採用一刀切的辦法，而應該作出全盤的考慮與規劃，既要有清晰的政策方向和目標，又要針對不同群體的需求對症下藥。徵收額外的買家印花稅，即使能稍為壓抑樓市炒風，其效用也會相當短暫，治標不能治本。要從根本上長遠解決本港房屋問題，政府必須從增加供應著手，而要增加建屋量，最重要的長遠課題是土地供應。
每當討論到由政府做主導，干預市場，增加房屋供應，就很容易勾起本港一些市民的不愉快、甚至可以說是痛苦的回憶。香港回歸之初，在1997年10月，特區政府推出「八萬五建屋計劃」，表明每年供應不少於85,000個公、私營住宅單位，希望10年內達致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，亦大建租住公屋，縮短輪候時間。很可惜，這項政策落實之時，正碰上亞洲金融風暴，各種內外圍因素使香港樓價一落千丈，有些私人物業在其後5年多的時間內貶值達七成，以致不少中產階級業主面對負資產的困局。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資料顯示，香港負資產問題在2003年6月前後最嚴重，整個銀行體系的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增加至約106,000宗，涉及金額1,650億港元，估計這些貸款的無抵押部分約值360億港元。龐大的壞帳風險危及本港銀行體系的穩定，甚至有負資產的受害者身陷困境而燒炭輕生。儘管如今事過境遷，相信不少市民對於當年淪為負資產的慘況仍然心有餘悸。以往的經歷告訴我們，政府的政策和措施，往往落後於形勢，因而不幸地時常好心做壞事。香港目前有一百二十多萬業主，特區政府若要推出任何房屋政策，可能對本地房屋供應產生重大影響，就必須作出審慎的全盤考慮。
主席，我重提以往的慘痛教訓，並非要政府對市場不作任何干預，而是要指出：政府在處理房屋問題時，不可輕率冒進，而應該集中公共資源，幫助一些有迫切住屋需求，卻受限於其自身經濟條件的市民，並且需針對不同的情況，開出不同的藥方：
其一，我贊成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，務求令家庭申請者及35歲以上「非長者1人申請者」的輪候時間逐步缩短至2年，以滿足基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。
其二，我認為應加快興建青年宿舍單位，以便將現時輪候公屋的大批年輕人士分流。這類青年宿舍單位應以出租形式租予有需要的青年，幫助他們儲蓄置業。當然，出租單位應設有一定的出租年限，增加流動性。
其三，政府應考慮進一步放寬居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，從而令更多市民受惠，有資格購買居屋，協助他們解決住屋問題。當然，這建議的大前提，是要增加居屋的供應。
主席，環顧世界各地，要解決房屋問題，從來都不曾有過可以一刀切或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。在今天這場辯論中，不論是原議案，抑或是其他修正案，都或多或少包含一些提法或建議，令我覺得以香港的現實情況衡量，或不切實際，或不宜推行，無法令我很放心地支持。
至於我提出的修正案，主要目的就是要促請政府密切留意本港經濟環境和外圍因素的影響，以及早前推出兩項印花稅措施對本地就業、市場情況、樓宇供應等方面的影響，並隨機應變，調整壓抑樓市的力度，以避免重蹈「八萬五」的覆轍；同時，要制定長遠及可持續的土地及房屋規劃，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，令大眾安居樂業，以香港為家。
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