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法會近日討論如何幫助中產。儘管社會上對於「中產」一詞沒有劃一的定義，但中產一般指具有中等收入的階層，月薪大約由兩萬多到五、六萬港元左右。香港有一個相當貼切的名詞，即「夾心階層」，去形容中產的尷尬處境：既非巨富，比上固然不足，但比下亦未必有餘。儘管他們對香港的稅收貢獻不少，卻缺乏基層市民享有的各種社會福利。
中產階層的發展和壯大，基本上是源於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增長，而非依賴社會財富再分配。香港中產階層有過一段黃金發展期，大約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，隨香港經濟起飛，以及內地改革開放，經濟的高增長帶動工資收入增長和資產價格上漲，為本地不少青年才俊提供了加薪升職、發展事業和自行創業的良機。
很可惜，中產階層的境況近年每況愈下，出現所謂「M型社會」：原本是以中產為社會主流，卻因為中產向下流失，逐漸演變為為富裕與貧窮兩個極端。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全球化，不少企業將非核心業務或工序不斷外判到成本較低的地方，導致中層管理職位大量流失，或以合約制取代長工制，動搖了中產的職業保障。香港的中產階層更接連遇上各種衝擊，包括金融海嘯和沙士疫情等，除了工作朝不保夕，更要面對資產貶值，生活質素不升反降，對政府的怨氣和不滿日漸滋長。
「派糖」措施 作用有限
特區政府怎樣可以幫助中產擺脫困境呢？調高薪俸稅及子女免稅額等「派糖」措施，實際幫助作用有限。我認為，政府在施政中應該更加重視中產的利益和訴求。
特首在《施政報告》中表示，「政府會堅持『協助基層上樓，協助中產置業』的施政理念。」對此，我是認同的，因為，置業確實是不少中產家庭安居樂業的主要目標之一。正因如此，專業界別的不少中產朋友向我反映，對《施政報告》所講的房屋供應對策感到失望。《施政報告》側重了公屋和居屋的供應，而最新的資助房屋入息限額訂在每月四萬元，逼使中產只能買私樓，但《施政報告》卻似乎沒有就公屋、居屋和私樓謀求供應的平衡。遠水不能救近火，在短期而言，政府應考慮放放寬首次置業印花稅和放寬供樓利息扣稅，盡量減輕中產人士的供樓負擔。在制訂房屋和土地供應的中長期規劃時，則必須照顧中產的置業訴求。
長遠而言，只有推動經濟持續發展，才能真正有效地幫助中產。中產階層較重視個人的專業和事業發展，因而期望政府多管齊下促進產業多元化。當局一方面應制訂整體的產業政策，例如高新科技產業、文化創意產業、專業服務業等，令香港獲得新的經濟增長動力，亦扭轉香港社會「重財技不重科技」的現象。另一方面，借鑒過往經驗，規劃和推出對本港長遠發展有利的基建項目。在區域經濟發展層面，特區政府要主動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，完善落實CEPA措施的機制，協助本港專業人士和中小企把握內地發展的機遇。
香港中產人士希望政府能夠治標治本，畢竟，中產的困境只會隨本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，才會真正紓解和改變。社會應提供合適的條件，令大家看到向上流動的希望和前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