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席：
今日的議題是「幫助中產」，儘管社會上對於「中產」一詞沒有統一而精確的定義，但我相信，一般人會認同，中產是指具有中等收入的階層，通常月薪大約由兩萬多到五、六萬港元左右，他們當中既有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，也有政府和商業機構的中層管理人員，還有部分是中小企東主。香港有一個相當貼切的名詞去形容中產，即「夾心階層」，形容他們的尷尬處境：既非巨富，比上固然不足，但比下亦未必有餘。儘管他們對香港的稅收貢獻不少，卻沒有基層市民的各種社會福利。
根據世界各地的歷史經驗，中產階層的發展和壯大，基本上是源於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增長，而非依賴社會財富再分配。曾幾何時，香港中產階層也有過一段黃金發展時期，大約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，隨著香港經濟起飛，以及內地改革開放，經濟的高增長帶動工資收入增長和資產價格上漲。再加上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出現移民潮等特殊因素，為本地不少青年才俊提供了加薪升職和事業發展的良機。也有部分人儲備了第一桶金之後就創業，經營小本生意，從打工階層晉身為小老闆。當時，大家都看到向上流動的希望。中產階層的發展不但進一步帶動社會消費，也成為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。
很可惜，中產階層的境況近年可謂每況愈下。這情況不單發生在香港，而且在美、歐、日等發達經濟體，都或多或少出現這種狀況，即所謂「M型社會」的出現，原本是以中產階層為社會主流，卻因為中產向下流失，逐漸演變為為富裕與貧窮兩個極端。
為何中產會向下流失呢？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全球化，不少企業將非核心業務或工序不斷外判到成本更低的地方，導致勞動力市場重構，很多中層管理職位流失，合約制也往往取代長工制，動搖了中產的職業保障。香港的中產階層更因為接二連三遇上各種衝撃，包括金融海嘯和沙士疫情等，除了工作朝不保夕，更要面對資產貶值。結果，收入增長追不上經濟增長，生活質素不升反降，對政府的怨氣和不滿自然日漸滋長。
特區政府怎樣可以幫助中產擺脫困境呢？難道每次都是靠一次性的「派糖」？對於中產來說，調高薪俸稅及子女免稅額等措施，實際幫助作用有限。我認為，政府在施政中應該更加重視中產的利益和訴求。
主席，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表示，「『中產置業』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。」又表示，「政府會堅持『協助基層上樓，協助中產置業』的施政理念。」對此，我是認同的，因為，置業確實是不少中產家庭安居樂業的主要目標之一，供樓也成為他們賺錢的一大動力和壓力。正因如此，專業界別的不少中產朋友向我反映，他們對施政報告所講的房屋供應對策感到失望。施政報告側重了公屋和居屋的供應，而最新的資助房屋入息限額訂在每月四萬元，迫使中產只能買私樓，但施政報告卻似乎缺乏對房屋和土地供應的整體規劃，並沒有就公屋、居屋和私樓謀求供應的平衡。遠水不能救近火，在短期無法改變這種狀況的情況下，我認為，政府應考慮放放寬首次置業印花稅和放寬供樓利息扣稅，以盡量減輕中產置業人士的供樓負擔。在制訂房屋和土地供應規劃時，必須照顧中產的置業訴求。
長遠而言，只有推動經濟持續發展，才能真正有效地幫助中產。中產階層往往較重視個人的專業和事業發展，因而期望政府能真正多管齊下促進產業多元化。當局一方面應制訂整體的產業政策，例如高新科技產業、文化創意產業、專業服務業等，令香港獲得新的經濟增長動力，亦要扭轉香港社會上「重財技不重科技」的現象。另一方面，借鑑過往的成功經驗，規劃和推出對本港長遠發展有利的基建項目。在區域經濟發展層面，特區政府要主動與內地相關政府部門商討，完善落實CEPA措施的機制，協助本港專業人士和中小企把握內地發展的機遇。香港中產人士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治標治本，令到不同行業和專業的中、高層職位增加，恢復社會向上流動的動力。
主席，中產的困境只會隨著本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，才會真正紓解和改變。社會應提供合適的條件，令大家看到向上流動的希望和前景。
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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