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席：

     本人感謝譚耀宗議員提出原議案。近年，跨境學童人數不斷增加，既衍生不少實際問題，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，本會促請政府相關部門和各界妥善處理，是應有之義。

     主席，有一次我和太太一同過關往深圳，留意到有一個大約三、四年班的小女孩，拖著一個大約一年班的小男童放學過關。我們稱贊女孩很細心照顧弟弟，她竟然答「他不是我的弟弟」。更令我們驚訝的是，過關後他們一個向左走，一個向右走，分道揚鑣，各自回家。又有一次，有個大約五、六年級的女孩，和大約三年級的另一個女孩、再加上約一年級的男童，相伴放學過關，我們又以為是三姊弟。閒談之下，才知三位並無姊弟關係。年長的女孩有些擔心地說，我快要升中學了，到時不能照顧他們二人。約三年級的那個女孩立即指著小男孩說，「不用怕，到時候我也長大了一些，可以照顧他。」這兩次生活的小遭遇，場面溫馨感人，令我夫妻二人非常感動，但同時又不禁慨嘆，是誰要他們小小年紀，要如此奔波勞碌地往返上學呢？對這些小朋友的成長有何影響呢？為何不能有較妥善的安排？成年人們能不汗顏？政府能不汗顏？

     跨境學童是指每天由深圳過境至香港上學的學童，包括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學童。若稍作深入分析，則不難發現，當中涉及種種複雜問題。其一，跨境學童人數不斷增加，由2008-09學年的6,700多名，增加至2012-13學年的16,000多名，增幅差異頗大，例如2012-13學年就較上一學年大幅上升約28%。其二，跨境學童相對集中，上學地點主要圍繞邊境管制站附近數個地區，包括北區、大埔、元朗及屯門，導致該些地區的學額相當緊張。其三，跨境學童的家庭背景亦有頗大差異，既包括居於深圳的香港人子女，也包括「單非兒童」和「雙非兒童」。由於家庭背景的差異，相關跨境學童所需要的配套支援亦相應有所不同。

     主席，鑒於上述背景，本人認為，若要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際問題，必須兼顧多項因素。

     首先，當局必須推出一些短、中期優化措施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既然跨境學童相對集中於北區、大埔、元朗及屯門等地區，導致當地的幼稚園和小學的學額短缺，當局可以通過一些具體措施，例如改善收生程序、靈活向鄰近地區調撥學位、每班適度增加學生等辦法，以擴大專為跨境學童提供的「統一派位選校名單」，並且投放資源為學校和家長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。同時，應進一步改善跨境學童的出入境安排和交通配套，例如按實際需求增加跨境校巴的配額等。

     其次，政府必須盡快進行跨境學童的人口概況調查，並據此作出長期規劃。究竟在跨境學童當中，居於深圳的香港人子女、「單非兒童」和「雙非兒童」的人數分別佔多少？年齡分佈如何？人數變化的趨勢有何差異？他們對於將來留港升學或工作有甚麼意向？有關當局惟有充分掌握類似的基本數據和發展趨勢，才可以盡量減低未來的不明朗性，進而制訂長期和整全的規劃，有序地落實政策措施，以免總是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。

     主席，我們之所以要促請當局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際問題，一方面，是為了避免影響本地學童的就學機會，尤其是要盡量確保本地學童可以就近入學，藉此紓緩個別學校所面對的壓力，以及疏導一些家長可能出現的焦慮或不滿情緒。另一方面，亦是向這些跨境學童顯示，政府和社會非但不會歧視他們，更要積極協助他們融入本港。事實上，跨境學童當中很多都是港人的子女，即使是「雙非兒童」，根據2001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作出的判決，也是具有香港居留權的。如今，這些莘莘學子由於各種社會原因，在上課日子必須早出晚歸，跨境穿梭，難免身心疲累，十分需要社會的關顧。我認為，無論政府和社會各界，都應該致力為跨境學童營造適當的環境，讓他們不會遭受任何歧視，能夠像本港其他學童一樣健康快樂地成長，逐漸建立以香港為家的歸屬感。我們更不應視之為社會的負擔或包袱，因為，當他們學業有成，對社會的貢獻很可能超過我們的想像。正如剛完成諮詢的《集思港益》人口政策文件提及，香港人口漸趨老化，勞動人口下降，將會限制各行各業的發展，而「雙非兒童」則可能是「補足本港萎縮的勞動人口的一個來源」。

     妥善處理跨境學童所引發的各種實際問題，已非某個政府部門可以獨力應付，而是涉及多個部門，亦涉及兩地政府的合作協調。我認為，特區政府應建立一個跨部門的協作機制，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。

     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