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席：

      范國威議員一年前曾就這個議題動議議案而被否決。今次捲土重來，涉及到經濟民生的一些具體內容，令我覺得不吐不快。

      范議員建議「修改東江水的購水協議，把協議改為按供水量收費，以減少本港投放在購買東江水方面的開支」。我認為，這建議沒有全面而恰當地反映現實情況。東江水佔本港食水供應約70%至80%，當局自2006年開始，採用「統包總額」方式，由港方向粵方每年支付一筆款項，按需要輸入東江水至供水協議訂明的每年供水量上限。若要改為「按量付款」，就不會訂明每年供水量，一旦遇上嚴重旱災，香港勢必要與廣東省其他城市爭逐東江水；同時，粵方自然要考慮實際供水量不確定、要確保有合理收入等因素來釐定單位水價，香港隨時「得不償失」。事實上，根據「國際水協」2012年發表的水費統計，香港的水費遠遠低於紐約、倫敦、東京、新加坡、澳門、北京、台北等地。此外，據現有資料顯示，從本地集水區、東江水及透過海水化淡產生的飲用水單位成本分別為每立方米4元、8元及12元，海水化淡在目前並不符合成本效益。不過，隨着科技進步，海水化淡長遠可望成為本港的重要水源之一，因此，我支持政府在將軍澳設立海水化淡廠，但就算工程順利開展，也要到 2020 年才投入運作，而且年產量只佔本港食水用量約 5%。因此，有必要確保香港獲得可靠和具彈性的東江水供應。

      其次，原議案提出，「停止規劃盲目以中港融合為目標的『大白象工程』……避免再有基建項目持續延工超支，浪費公帑；」我認為把進一步發揮香港在區域中策略性地位的基建項目批評為「大白象工程」，是盲目的指控，無的放矢！以港珠澳大橋為例，當局最近表示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的核准預算費有需要提高大約五十億元，難免引起公眾關注。平心而論，大型公共工程出現超支並非罕見，任何工程都會因某些無法預料的因素而增加成本。不過，港珠澳大橋的發展堪稱一波三折，從醞釀、討論、論證，經回歸前後多年。項目終於在2007年列入本港十大基建，主橋工程本來於2009年12月展開，但同年底，在某些反對派議員的支持下，本港有居民申請法援，進行司法覆核。官司纏訟幾近兩年，直至二○一一年九月，政府才上訴得直，工程最終在同年底得以重啟，相關工程延遲差不多兩年才能開展，須額外透過加人、加班及增加工程設施等辦法來壓縮工程時間表，由六年工期減至五年，政府希望能把實質完工延誤減至一年。當局指出，相關香港口岸工程核准預算的304億中有65億元是由於司法覆核造成的額外開支。由反對派議員協助製造的政治干擾因素，以及由此造成的延工超支、浪費公帑等等，豈可隻字不提！

      主席，港珠澳大橋由香港、澳門和內地三方商定，工程亦由三地政府分工負責，協調整合，因為，三方都認識到，珠江三角洲西部經濟潛力巨大，大橋作為跨海陸路運輸的新通道，有助於推動三地經濟可持續發展。以香港而言，一旦港珠澳大橋和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先後落成，大嶼山將成為往來本港、澳門和珠三角西部的必經之地，發展「橋頭經濟」的價值絕對不容忽視。對於在珠海、中山和江門等地經營的本港大中小企業，也帶來很多便利。香港的各行各業，包括金融、貿易、物流、工程、建造、旅遊、零售、工商專業及支援服務等，都可以藉此獲益，為本港市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。如果盲目地說這是「大白象工程」，不但無法以理服人，而且抺殺了工程和建造業界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。本人作為工程業界在立法會的代表，必須說明事實，駁斥歪論，以正視聽。

      主席，在制訂政府政策、規劃社會發展、分配公共資源的時候，適當優先考慮本港居民的需要，本來無可厚非。但同時，我們卻必須保持警惕，以免走向另一極端。上述兩個事例顯示，香港作為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外向型經濟體，必須制止極端的本土主義、非理性的排外情緒，否則不但影響經濟民生，亦有損社會和諧，更會損害香港和鄰近地區的互惠合作關係，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。

      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